​​继《日子疯长》之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近日又出版了自己的散文新作《满世界》。在游历了多个国家后，他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结合自己对人生、世界以及文化产业的思考，写就一篇篇充满睿智的文化游记。
钟叔河先生在《满世界》的序中写道：“看他写米兰，从君士坦丁一世谈到时装时尚又谈到做畅销书，既大异于不通晓欧洲历史且不关心中国实际的看客，也比康圣人游十一国时的眼界要高，是现代人在观察现代世界、思考现代中国了。”
在纯粹的写作之外，龚曙光还想通过亲历个人作品的出版，站在作者的角度体验和反思自己所在的出版行业。“很多作家一辈子可能只写一部或者几部书，编辑却要编几百本书。编辑是作家的百分之百，作家可能只是编辑的百分之零点几。”每每编辑觉得自己为作者付出的已经足够多，但作者却觉得远远不够。

龚曙光
“一本书要做到作家立场、编者立场、读者立场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是非常难的。在这三者中间，最终决定产品形态的重要一环是编辑。我作为一个出版人，这种个人化写作的经历对我认识三者的关系有独特的价值。”
近日，澎湃新闻因《满世界》的出版专访龚曙光，请他谈谈旅行对现代人的意义，再由写作谈到他对出版业的行业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以下为专访全文。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讲到现在个人旅行越来越容易。您去过这么多地方，会不会在路途中思考现代社会中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卢梭在《爱弥儿》中讲到青年的旅行是历练和成长的一部分，但对于已经有丰富人生经历的您来说，为何说旅行是一种“自我解放”？
龚曙光：着眼点不太一样。旅行是对每个人既定生活方式的打破，朝九晚五的生活节奏我们是打不破的，只有旅行让我们把不太愿意或者不大可能打破的节奏打破了，改变了日常的“生活编程”。
一个人总要有自己生活的主流程序，不管是当老板还是雇员，不管是干文职还是体力活。而且每个人生阶段也有自己的主流程序，它们支撑着我们的生活，也局促了我们的生活，往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桎梏，让我们希望打破它。但生活所迫或者惯性所致，打破的机遇并不经常发生，或者说更多的人只可能借助于生命中突然发生的事件去被动打破。
我认为就是旅行是真正主动的打破，是人们有意识、自主地并且是有目的的打破。它让人们从既定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或多或少会出现新的生命体验，这对任何一个社会公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说的“自我解放”主要指的不是这个，而是灵魂的解放。因为在既定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精神形成的要素是被社会给定的，社会根据它的需要不断给我们提供喂养灵魂的养料，根据社会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人群的独特关系等提供一些配方，这些配方支撑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的精神食谱。但是它的基本立足点是社会，而不是生命个体。人要在这个社会中活下去，首先得是社会人，精神的基本编程应该符合社会的主流规范。但想要具有生命的独特性，毫无疑问，仅仅有社会的配方是不够的，那么就要把生命从这样一种编程中解救出来，自己谋求一些新的养分。
旅行在时间和空间上打破了惯常生活节律之后，特别容易将灵魂释放出来，让我们跟世界有那样一种邂逅和对撞，我们会发现很多可能是过去的配方当中所没有的，甚至可能与配方当中的某一个要素相冲突的东西，但这样至少丰富了见识，增多了选择，提供了进行融合的可能性。如果用计算机术语来说，这种融合就是重新编程。
所以我一直说，旅行对我来讲是个体生命和世界的同步重构，实际上我们跟其他土地和文明在邂逅或者碰撞时，生命是会发生变化的。当然，变化可能有时是潜在的，有时是显在的；有时是延缓的，有时是突变的，但一定是会发生的。我如果没有到过世界上这几十个国家，没有了解过人类主要民族的发展历史，没有切身体会过波希米亚文化，没有亲眼目睹过爱琴海文明，实际上不大可能通过教科书的结论形成对世界深刻而独特的认识的。有的结论可能成为你的知识，但不大可能成为生命的认知，更不大可能成为能够改变生命编程的要素。所以我曾说，只有你身体抵达过的地方，才是你的世界；只有你的灵魂缠过的人和事，才是你的历史。

《满世界》
旅行对于我来讲就是一种个人生命的田野调查。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想解决任何重要问题，只要条件满足，就一定不能只依赖于文本，而要做田野调查。越优秀的历史学家，田野调查做得越好。
司马迁祖祖辈辈都是史官，他父亲把汉代之前大量的历史文献给了他，但这并不是司马迁《史记》写作的开始。他十几岁开始，就照着父亲所提供的历史文献乃至民间传说，到一个一个重要的地方去实地探访。所以在屈原逝世二三百年之后，他为了写“屈原贾生列传”，从长安硬是跑到了汨罗江，这就是田野调查。
还有李长之写文学史，写到李白时有一个问题：他是哪里人？碎叶人还是江油人？他就跑到四川江油，看看李白到底是不是落脚江油。历史书上写李白在江油住的那个地方叫漫波渡，但李长之发现这个地方的人长相跟四川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包括眼睛和轮廓。最后他自己通过考察认定：第一，李白从碎叶迁到江油这个地方；第二，他所在的这个地方不叫漫波渡，而叫“蛮婆渡”。当年李白的祖先娶了很多吉尔吉斯斯坦的女子到那里，异域女子在四川话里就是“蛮婆”。这是田野考察和历史研究的结合。
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生命当中有很多问题，当然可以通过读万卷书去了解，就像司马迁父亲给司马迁的资料，就像历代史料告诉李长之那个地方叫做漫波渡。但还是需要自己去做考察，不管时间是一个月、一年，乃至几天，都是生命的田野调查，既是知识的求证，更是与生命的结合。
我过去读与古希腊相关的书也不少，《荷马史诗》《希腊神话》等等，甚至读了很多论述西方文明乃至于古希腊文明源头的著作，但只有我到了爱琴海，面对那些海岛，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类的神性在希腊人眼中为什么是美，而不是力大无边，不是改天换地；为什么希腊多神教中会有美神，而在古希腊神祇的谱系中的地位又很高，还不是作为谁的老婆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信仰目标的神而存在。
我认为想了解古希腊关于美的理念，尤其是关于人类自圣最终能圣到哪个地方，不看到爱琴海的那种水和海边那些白色的房子，不感受爱琴海的那种风，怎么知道希腊白是什么，从哪里来。我认为希腊白是从爱琴海的那种蓝色到它海岸的那种黄色之间所过渡出来的那种白色。所以不去实地感受，又如何能够理解所谓古希腊的美是一种极致的美。当然每个人对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繁复，有的喜欢简单，有的喜欢纯色，有的喜欢杂色，但古希腊的那种美是从色彩到形体，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是它给了人们极其高贵的生命感，所以后来的人们要复兴古希腊的美。
当然，我认为古希腊文明是没有完成复兴的，我甚至认为是不能复兴的。那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两河流域文明的综合所形成的审美感受，然后通过人类自我神圣化形成一种宗教。人类这么多宗教，真正把美变成宗教的只有古希腊。所以像这样一些的生命体验不身处爱琴海是体会不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的每一次旅行都是有预谋的灵魂越狱，有期待的心灵预约。去爱琴海之前的我和回来之后的我是不一样的，去波希米亚之前的我和回来之后的我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种双向的重构，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变得更属于自己，变得更丰赡、更宽容、平和，甚至更高贵。
旅行实际上可以让“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同时实现，行万里路会激发我们读更多的书。所以旅行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人生不断自我释放、自我重构的契机。这样的机会越多，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就越高，能活成自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灵魂获得自由和丰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澎湃新闻：您说过旅行对您自身有很大影响，包括您对于文化的看法等等。您的身份很特殊，决策会影响很多人，也会影响市场。很好奇这些改变对于您的战略决策和出版视野有影响吗？
龚曙光：每个人的决策都是以自己的生命见识和文明积累为筹码，任何一个决策都是一场赌博。这个赌博的筹码是什么？关于这个项目，你在生命中的积累有多少，才能判断赌博的胜算有多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事文化产业首先要具备足够的见识。做出版，如果不了解出版，不知道欧洲人、拉美人、非洲人怎么干，你又怎么知道未来出版的基本形态是什么。
当然，文化产业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广泛的领域，还有影视、文创、戏剧等等，所以我书中也涉及到很多相关思考。第一是你对自己的行业了解多少，第二是对相关的文化行业你了解多少，第三是跟文化产业相关的这些文明知识你了解多少，这是完全不同的层面。但它实际上决定了你对每一类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判断，对于每一种文化产品的市场表现的判断。
比方说我看意大利时装，我认为它不外乎是人类文化思潮的轮回，复古风、波希米亚风、非洲风、东方风，大概二十年左右轮回一次。你会发现某一个品牌二十年前某一款衣服样式没有改，今天居然很流行。人类审美的基本结构只有几十个类型，时装完全是根据整个社会经济和风尚等轮回转换。但它很敏感，我认为对人类审美风尚的感悟，时装是最敏感的。
如果今年大家喜欢亚麻，那么款式趋于舒缓、宽松，质地追求粗糙。那么毫无疑问，一两年之后，文化上会产生所谓复古、自然的潮流，一定会影响绘画、文学，乃至于建筑。所以我每年去看一看时装，大体就能判断接下来哪一些国家的作品、哪一类文风会走红。这些对我来讲并不是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一个时尚品牌，决定它好与不好的只有三个东西，第一是资源，就是面料是用棉花、亚麻、蚕丝还是羊毛等等。奢侈品是需要资源的，市面上很多人说自己卖羊毛，但真正好的羊毛只属于几家大的奢侈品公司。这和我们找一些好作家没有区别，他们就是我们的资源，就像一个时装公司试图垄断优质羊毛、羊绒、皮革、棉花是一样的。
第二是独门的技术。真正奢侈品是有独门技术的，不要认为那些鞋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大量好鞋其实是手工制作。我在街上走，就知道哪双鞋值多少钱，必须要有独门工艺，不然成不了奢侈品。
第三就是非常敏锐地把握审美。为什么时装每一年的款式都不一样？因为所有的时装都是对这个年度文化、风尚的理解，只是将这种理解形象化、产品化了。
所以你问我旅行对产业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不断通过视野的扩大，对相关文化、艺术的领悟，以及对相关文化产业的理解，支撑对所从事文化产业的判断。
当然，无心的人可能看过了就过了，没有什么意义，但对我来讲，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可以说这本书中所表达的，对于文化和文明以及不同文化产业之间关系的思考，即使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也是平时很少能看到的见解。
澎湃新闻：您说写书一部分的原因是想站在作者的角度来体验出版业。那为什么不放在自己的集团出版，是为了避嫌吗？
龚曙光：我的书在哪里出版，会被认为与廉洁有关系。如果我的书都由中南来出，可能也赚钱，但员工们不这么看，他们会认为我是用权力去出版这本书。
但是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还是要选择自己最尊重的那个出版社。在文学领域，毫无疑问，人民文学是我最尊重的出版社。中国当代那些最伟大的作家，最重要的作品，绝大多数还是人民文学推出来的。所以我的作品能够被人民文学完全用纯文学的标准去接纳，并且被他们当做重点作品推出，这让我对作品更有底气，也对作品的传播有积极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作品和其他出版社推出的作品，在读者心目中还是有区别的。出版社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为作者背书，因为读者在这之前是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他们最终为什么要买？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出版社为其背书。我们集团为我背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背书，价值还是不一样的，所以选择人民文学，也有这样的考虑。
第三，确实人民文学对我的创作这么看重，我很意外。我这两本书以前都是准备签给别人的，但是人民文学看到以后，一定要把两个稿子拿过来，甚至要求未来的稿子都要给他们，说明以他们的专业眼光，还看好我这个作者，这对我的写作来讲是一份褒奖。
澎湃新闻：那这种作者体验对您的出版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龚曙光：整体而言，出版对作者来讲，它的服务还是很粗放的。可能对我们很多编辑来讲，对名作家的服务已经很好了，但他们都不领情。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就是编辑有没有想过，很多作家一辈子可能只写一部或者几部书，编辑却要编几百本书，编辑是作家的百分之百，作家可能只是编辑的百分之零点几。
这样的话，编辑按照百分之零点几给作家的服务已经足够了，但是作家需要的是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五十，这种差异在出版界无法很好地去解决。
编辑拿到一个作家的稿子，一般都是按照成语辞典去修改，他们不知道作家要把这个成语破掉，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不是使用错误，而是创造。但不写作的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作家把每一个字在心中都磨过至少三遍，没有一句话作家是轻易放过去的。但我们一个编辑拿到稿子的时候就开始用笔划。很多老作家为什么很伤心呢？编辑把他们所有用心最苦的地方全划掉了，最后提供给读者的无非是一堆全无新意和生气的规范文字。
就像我在写作中原则上除了躲不掉的成语，是不会原封不动使用成语的，一定会把原有的语式破掉。但研究生或者博士生毕业的编辑可能就会给改回来。
我写作时一个语气词都要琢磨无数次的，我的稿子哪是一个一般编辑能够编得了的，能够体会得了的呢？所以一个编辑如果不动手，如果没有经历过写作的痛苦，体会过一个写作者用心有多深，不大可能成为好编辑。我很幸运人民文学给我的两个责任编辑都是非常牛的责任编辑，但即使这样，还会看到不大理解我的地方。
比方说我写希腊时一直用“自圣”这个词，最后他们给我改成了自我提升。虽然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人类自圣和人类自我提升，完全是两个不同层级的表达。但这样的情况很少，他们做得很优秀，我只是举个例子。
因为我的身份和我对行业的熟悉，装帧都是找我认为好的设计师，插画都是找朋友来做，大体能做到让我满意，但出版社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站在编辑的角度，如果我不是作者，我是体会不到的。
我不是说我要成为多么好的作家，但是同时作为作者，至少让我成为了有独特体验的编辑，我再跟作家打交道的时候，就会更多地关注作家在语词上的良苦用心，也会更多地了解作家希望装帧和内容如何契合，作家的风格如何从装帧中体现出来。所以一本书要做到作家立场、编者立场、读者立场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是非常难的。
在这三者中间，最终决定产品形态的重要一环是编辑，当然书写得好不好在于作者，但是他写得不好你可以不编。那么就有一个编得好不好的问题。所以我作为一个出版人，这种个人化写作的经历对我认识三者的关系有独特的价值。
澎湃新闻：您说到的编辑和作家的矛盾其实很难克服。出版业的盈利同其他行业相比总是很低的,似乎投入产出的性价比也不高。收入低就很难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做事也不能总凭借情怀。这种境况有可能改变吗？
龚曙光：第一要相信社会。社会对一个行业的整体价值评估大体没错，如果对某个行业有急迫需求，不给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宏观上来说是这样。如果一个行业的工资持续走低，那就说明社会对这个行业的需求在下降，它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
第二，中国目前的出版量还是很大的。出版量大，意味着不合格的产品多，那就意味着不合格的编辑多。如果盈利能力都提高的话，编辑的收入就一定会高起来，当然只会高到产业和社会供需基本平衡处。
第三，也要承认我们国家还处在一个文明程度并不很发达的阶段，中央把不平衡、不充分作为主要矛盾，特别是把不平衡摆在前面，这里也标志着不仅仅是地域的不平衡，也有行业的不平衡。比方过去说脑力劳动不如体力劳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情况是有的，现在也还有。但整体来讲社会逐渐在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消减而不是强化。
当社会对于这种待遇基本公平或者基本接近公平的时候，还是只能够按照相对比较优秀的从业者来判断这个行业的水平。哪个行业都有饿死的人，但行业本身不会饿死。我还是觉得行业在社会报酬体系中的位置不是一个从业者，也不是一个公司能解决的，还是要靠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以及社会需求去解决的。假如我们现在非常缺图书，没有人编书了，编辑的价值肯定比造原子弹的值钱，甚至比老板都值钱。但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并不是社会特别需求的，我们的劳动并不是社会特别认同的，那么我们只能使自己更优秀，在行业中找到平衡，而不是在社会中找到平衡。
比如潇湘晨报首席记者的待遇是不低的。所以当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不能改变行业的时候，我比较倾向于在行业中做到最好。如果每年给员工加5万元工资，我做得到吗？做不到。而且员工接下来还是要求加工资。所以它不是雇佣和被雇佣简单关系的经济兑现，而是很复杂的。所以要想个体活得更好，那优秀就绝对会好。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知识付费这两年的崛起？出版社的作者资源有没有因为这个势头而流失？比如作者因精力有限，会选择回报更高的音频录制而暂且放下写作。传统出版业应该坚持图书出版，还是应另辟新径，将音频之类的知识付费也囊括到自己的业务当中。您觉得有必要进行后者这样的转型吗？如果要转型，会遇到什么困难？
龚曙光：第一，有没有必要去做知识付费，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选择，过去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付费”产品。知识从来都有不付费的产品，也从来都有付费的产品。这些人完全没有知识，也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词，所以就说是“知识付费”。买书不是知识付费吗？读书要交钱不是知识付费吗？就像当年讲“IP经济”好像是新经济，难道它是新经济吗？《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不早就是“IP经济”了吗？你是知识不付费长大的吗？所以这都不是所谓的新经济形态。
至于现在想去做音频课程，还是想继续做图书出版，那是个人的选择。过去是挑粪的，现在有开拉粪车的人了，那么是继续用木桶来挑，还是你开拉粪车去抽，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我不认为知识付费给出版带来了什么新经济。

《青春之歌》
当然以前电台听书是免费的，现在我们听课要付费。但区别不过是图书是可以看的，课程是可以听的。就像几年前我手下有人突然跟我讲，今后肯定没人看书，都会听书。我问听书会完全取代看书吗？他说百分之百。那我只能说你先自己试一试吧！
这几年大家也看到了，一度在风口上的音频产品增长速度还一如既往吗？替代图书了吗？一年买图书的人是多少？一年听书的人又是多少？看到听书刚刚出来，在一个爆发期每年千百倍的增长，然后两年以后就没有人读书了，是这样吗？每一个新的产品出现都有爆发期。肯德基来中国的时候，大家都惊呼没有人吃中餐了，那么现在中餐店死了吗？方便面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喊不用做饭了，那么现在方便面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吗？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真正有一定独特功能的产品或者平台会有用户的集中爆发期，但这只是事物发展阶段当中的一部分，不能用这样的发展速度去预测它的未来。
我不认为社会不需要听书，也不认为听书会替代读书。听书的多，那么做听书的就多，读书的多，做图书的就多。我依然认为听书是一个有限的服务方式，只能作为阅读的补充，不是获取知识的主流。看书是人类长期在接受知识的方式中养成的心理习惯和生理习惯，看一本书和听一本书，最后在生命中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书你听过以后都和读过的效果一样。每天听爱因斯坦就可以研究爱因斯坦吗？王船山有上千万字的著作，可以靠听来解决吗？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音频节目很模式化，一堂课有多少个知识点，有多少个包袱，捧哏逗哏怎么结合，都是规定好的，可能比浏览的效果还好，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不是能替代人类获取知识传统渠道的所有功能？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必每个人都干这个活，适合干的就去干，不适合的为什么要干呢？
从内容提供来讲，以余秋雨为例，他的流量是书提供的，不是网络提供的，余秋雨都不用手机，哪儿来的流量呢？当然你也可以说，有网络流量就够了。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只要网络流量而不要图书流量，最后成一棵大树的作者，一个都没有。
著作被传播，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可靠的背书方式，因为网络还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考验。在这个问题上，谁都无法免俗。
澎湃新闻：一般文化产业的地域分布都是不均匀的。在北京、上海设立分公司是不是出版集团的战略？这样做除了战略上的大胆布局之外，还需要什么条件？
龚曙光：这已经不需要论证了，我们现在不只是在北上广这样一些中心城市布局，还希望在西欧、东欧、北美这样一些人类文明相对发达的地区布局，这个工作早就做了，不是现在新的战略举措。
这样一条路径是世界上各大传媒集团，尤其是图书出版集团的共同需要，实际上很难说是战略，就是需要。公司有这么大的体量，就得在自己所需求的空间中做一些点状布局。
说到成功不成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是我们的新创造，只是我们的体量比较大，国际战略又看得比较重，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时期内对于国际产业布局做集中的安排。它不止于今天，也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实施。既然出版要走出去，中南传媒当仁不让，迟走出去，不如早走出去，之后效仿别人，不如自己先探索。
我们想在西欧之外于欧洲再挖出一块市场来。南联盟解体之后，整个东欧出版一地鸡毛。我们抓住东南欧比较大的一两家公司进行整合，在欧洲整合出两三千万人的市场，以欧洲图书定价等各方面因素来说，再加上欧洲人有读书习惯，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亿人左右的市场。德国去年人均阅读量是15本左右，而我们国家是平均4本不到，这就意味着德国人阅读需求是我们的4倍。所以一亿人的市场是这样算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要和塔利亚合作？因为它是德语区最大连锁书店，德语区的图书销量是很好的。全世界有两个民族最爱读书，一个是日耳曼民族，另一个是犹太民族。市场拓展大概都是基于这样的战略。
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我们也不敢说这样的战略就没有风险。但世界上排名前十的出版集团，国际化程度肯定都比我们高，即使曾经排在我们后面的法国阿歇特集团，国际化程度也不知道比我们高到哪儿去了，更不用说像培生、贝塔斯曼这样一些公司。
澎湃新闻：您曾讲到内容可以为王，但内容一定要成为产品。现在有的图书公司将编辑称为产品经理，而在老牌的出版社里，比如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绩效考核和图书销量没有任何关系，只和看稿字数有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龚曙光：产品是一个传统概念，我从来都认为除了公益性质的图书之外，所有的图书都是产品。这不是今天开始的，也不止于今天。
产品经理是目前文化产业中比较新的概念。就像程序员写出一个程序，再将其产品化、市场化，实际上就是工业化时代的“包产到户”，不要以为是很先进的理念。
一个好的程序需要满足社会生活的某个特定需求，但目前在文化类产品中嫁接得比较好的是游戏和音频产品。尤其在音频节目的制作上，产品经理显现出执行力，在项目收益等方面有优势，所以可以坚持下去。图书行业可以参照产品经理的一些要素，但不能完全套用。
图书出版是最早进入大工业化生产的内容产业，产品经理应该针对那些不太适合进入大工业化生产的产品。社会分工比不分工肯定更为先进，现在一个人要全包，不是退步吗？如果每编辑都变成产品经理，发行怎么办？印制怎么办？图书出版作为文化产业中最先现代化、社会化的产业，突然现在要倒退让编辑去包干，这究竟是在走现代化，还是远离现代化？所以不要以为有些东西出现得晚就很先进，不一定的。
如果要把整个出版行业都拉到产品经理制度下，是装不下的。包括编、印、发在内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专业的团队在服务。但产品经理最大的好处是责任到底，成本最佳，最大的不好之处就是要求一个全能的人。对于一个小的产品，可能有全能的人，但对于大产品，哪儿来的全能的人？我们可以借鉴产品经理人制度，去改造现行大工业化生产的体制，更多地强化产品负责人的责任，给予产品负责人更大的权力，培育产品经理人的更多职能，但完全一对一的嫁接和替代不大好。
澎湃新闻：他们说的产品经理应该主要是指编辑和营销编辑的结合。
龚曙光：现在没有一个编辑不关心发行量，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也不会不关心。他们之所以现在还不考核销量，是因为书卖得好。哪天卖得不好了，一定会考核。这恰恰表明商务的编辑水平高、专业深。商务现在的市场表现不错，现有的运行体制适合做大书、好书、长销书。一旦考核图书销量，编辑就追求短期效应，选书就倾向于畅销书。然后为了完成当年的任务，随便找个印制，印得一塌糊涂，这都不是商务所追求的。
商务所追求的一是选题具有长销的能力，二是其品牌在每一本书中都能得到印证，不希望任何一本书对不住“商务”这两个字。这样他们的编辑就必须按照商务的品质来做产品。他们目前这种状态也是可以养活编辑的，不用把编辑逼得“狗”一样，说明商务需要这样的制度。
中版集团也不傻，应该说是中国出版集团当中最好的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商务不考虑利润，只考虑码洋，甚至一定情况下不考虑码洋，都是对的。中南集团跟商务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有那样好的资源，可能我采用的就是另外一套管理体制。责任编辑：饶佳荣校对：施鋆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